不仅农村五保户的福利大大改善，甚至由于城镇化，五保户这个分类范畴也在一些地区消失了。

应该说，在二战之前，人格权的保护仅限于私法，近现代宪法产生之初，宪法典均未规定人格权的保护条款，如1791年的《法国宪法》与1787年的美国《宪法》皆未涉及人格保护的内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宣布：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

与此同时，受宪法上人格尊严概念的影响，民法上也开始出现人格+尊严即人格尊严概念。而私法自身也同样蕴含着深刻的法理，其中，法律人格构成法学的核心概念。《威尼斯商人》所反映的问题是十分突出的，因为清教徒受基督教的迫害一直贯穿于整个17世纪，17世纪的欧洲还未走出宗教改革带来的震惊和分裂。现代性即理性就是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的。法律则是在实定的规则和个别的禁令中被还原的法，并且只能是这种东西，因此自然法被视为作为成文法的见证人或守护者，给予所有规则以生气，对规则加以说明和补充，并且赋予其真正地位的东西[39]178。

[30]120[31][18]14[32][15]204这段精彩的话，实际上是罗马人西塞罗对斯多葛派自然法概念的最完整、最系统的概括与总结。第18条规定：任何人都具有在法定条件下取得权利之能力。但是能否说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呢？恐怕不能，因为启明星的意思是天亮前后地平线附近最亮的一颗星，而长庚星的意思是黄昏时分地平线附近最亮的一颗星星。

如果我们将二者对调，例如长庚星是天亮前后地平线附近最亮的一颗星星，那么显然会得到一个错误的说法。如此，不但可以让法哲学思考的大厦避免建立在流沙之上，也可以深化已有的认知。（一）法律命题与法律规范 正如笔者一再强调的那样，弗雷格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他们之前的哲学思潮的认知旨趣，并做出了相应的改造和拓展。文章来源：《人大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

反过来说，选择法治是希望基于共同的理解与意义来生活，而非基于任何主观意志或事实强力。[58] 综上，在康德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视野中，意义之所以可能产生，根本上在于有一套先验的结构规制着我们的相关行为，因此这套结构是一套规范性的结构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一套法则体系。

[32]意义之所是如此的，在于弗雷格将意义视为永恒的抽象实体，它们拥有独立于实际的心智活动或语言使用者的逻辑和语义属性。另一方面，则需要以此种形式的意义理论来重新省察乃至于在必要的地方重构凯尔森的法哲学。倘若说应然世界是由意义内涵构成的话，那么从一种纯粹实然的世界进入到应然世界的关键就在于有一套法则规制着我们的生活并在我们的实践中得到运用。然而，并非所有的语词和语句都是同时具有意义和意谓的，同一个语词或语句的意义和意谓也可以是不相同的。

表象与符号意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意义并不是任何个人的心智的一部分，而是为多数人所共有的，意义亦即语句的思想可以代代相传，这足以说明这一点。注释: [1] See Hans Kelsen, Pure Theory of Law (second edition), Max Knight (trans.), The Law Book Exchange, Ltd. 2005, p. 202. [2] 参见[美]斯坦利•鲍尔森：《伟大的迷题：凯尔森的基础规范》，载张龑编译：《法治国作为中道—汉斯•凯尔森法哲学与公法学论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86-188页。不过，有一点可以首先明确的是，断言法律规范是一种意义，表明规范是一种有别于经验性存在的自然事实和其他心理学、伦理学对象。换言之，我们在法律言说中使用了如应该或应当等规范性语词的句子之所以能具有特定的意思，其根本在于这些句子背后有一套由具有效力的规范构成的体系，其作用正如维特根斯坦所阐明的逻辑句法对于语言活动的规制和建构一样，因而我们才能用法律语句进行表达和理解—我们在遵守规则的同时也在运用规则，从而产生相互理解并据之以调整、评价相关行为。

而将康德哲学与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结合，则可提供一个基本模型用以阐明意义世界的基本结构。笔者希望通过此种尝试来揭示凯尔森所称的意义源自于受先验规则规制的理解活动，即一个客观为真的应然命题。

[2] 在笔者看来，欲完善凯尔森的规范理论以解决上述困难，一条值得认真考虑的进路便是以主观意义转化为客观意义这一理论目的为主线索，重新对基础规范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建构进行省察这些名称的组合可能性映示（mirror）对象的组合可能性，亦即这些对象的意义以及描述事态的命题结构[48] 上述这种深藏于我们认知实践和语言活动中的，作为感知和语言边界的逻辑句法贯穿了维特根斯坦的早期思想。

[1]但正是由于基础规范兼具重要性与复杂性，使得凯尔森试图建立的整个理论事业都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另一种理解的进路则可以从纯粹法理论所端赖于的认知论根基出发。维氏早期思想的这种先验成分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第一，当我们知道某对象并试图说出我们所知时，我们的表达所指向的是在本质上使实然得以可能的基础，即我们的表达所指向的并非为对象何以如此，而是对象之所以如此的限制和条件。概言之，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采取了一种非自然主义的认知理论。[60]对此，弗雷格强调思想是句子的意义，意谓是句子的真值，就是为了明确概念和命题自身存在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否则，该共同体只能是有法律而无法治。

[43]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5页。（一）康德-早期维特根斯坦模型之可能 哲学界长期存在一种观点，即早期维特根斯坦最为重要的著作《逻辑哲学论》是一部康德式的研究作品，康德与早期维氏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亲缘性。

[5] 参见同上注，第88－89页。[46]逻辑图像与被描述的事实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具有逻辑形式，这种逻辑图像就是思想，而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命题的总体即是语言。

为了更好地揭示康德与早期维特根斯坦之间的联系，笔者根据蒙克的建议，[37]将《逻辑哲学论》每一部分的首个论断摘出来后按顺序排好，展示出《逻辑哲学论》的整体结构。自韦伯以来，行为与行为的意义已然成为分析社会现象的主要线索之一。

[30]那么，意义与对象和个人的心智活动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对此，弗雷格用了一个经典的比喻予以阐明。诚如鲍尔森所言，凯尔森关于法律规范性的论证在法律视角之外缺乏说服力，也无法有力地排除其他替代性的论证方案，致使其整个理论的根基受到动摇。前二者从哲学术语的角度来讲，都容易使读者将日常语言中这两个词的意思和维特根斯坦欲表达的特殊哲学内涵混淆，故本文采用最后一种翻译。因为，法治国的意义世界必然预设了基础规范这一边界。

所以，当涉及句子的意谓时，人们总要询问句子的真值，因此句子的真值就是句子的意谓。而将康德哲学与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结合，则可提供一个基本模型用以阐明意义世界的基本结构。

申言之，意义的第一种功能具有认知层面上的价值，因为意义作为一种呈现的形式就是指意义是被那些足够熟悉表达式所属语言的人所把握的。[51] 参见邓晓芒：《康德的先验与超验之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2页。

[59]对于这一点，与弗雷格同时代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理解，以致于弗雷格在发表了《概念文字》和《意义与意谓》一段时间后，不得不又另外撰文阐明自己的思想。在笔者看来，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为完成上述工作提供了绝佳的进路。

摘要:  作为20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法哲学理论之一，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在提供了诸多洞见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困惑。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弗雷格和罗素的启发，这已经是学界公论。在这个比喻中，月亮就是被认知的对象，与意谓相对应。在弗雷格的术语中，Bedeutung往往与语词或语词所指向或描述的对象联系在一起，该词的英文翻译为reference，即汉译的指称。

如前所述，围绕在基础规范等核心概念的迷思及批评，需要在元理论层面上解决相关问题后才能得到根本性的回应，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对凯尔森进行理论重构。例如，当某人说高鹗是《红楼梦》的续作者时，我们在真正探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之前，总是要需要确定这句话的真假。

[14]可见，凯尔森将特定行为作为待解释的对象，并试图通过一种认知论的进路阐明如何从这些特定的事实获得客观意义。[62] 参见王路：《弗雷格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54－155页。

上述两个现象的存在不仅对于凯尔森法哲学的研究而言是一个遗憾，对于法哲学研究的整体而言亦是如此。但这些都是一些语言哲学在细节上的讨论，笔者对此不多做深论。